爱体育,爱体育官方网站,爱体育APP下载1952年初冬的一个午后,西南军区司令部的电话骤然响起。短暂的沉默后,话筒那端传来的声音,他只说了一句:“中央想让你去体委。”短短十个字,让正在视察川黔铁路工地的贺龙愣了几秒。就在许多人以为这位久经沙场的元帅会继续率部南征北战时,命运突然拐了弯。
贺龙出身湘西,早年在滇桂黔一带摸爬滚打,枪声如同他的摇篮。1927年南昌城头,他从败军中杀出一条血路,转战数省;1935年率红二方面军踏上长征,从乌蒙山到雪山草地,他硬是把七万追兵甩在身后。到1936年冬抵达保安,他手里仍握着一万多名精兵,这个数字在当时简直像奇迹。第一次与他握手时,专门提到这一惊人损失率:“二方面军是所有部队里保存最完整的。”旁边的周恩来打趣说,贺老总是会“掐着指头算命”的人,能把部队领出来还不掉队。
抗战爆发后,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。120师开赴晋西北时,战士们对帽徽心有排斥,贺龙登台一句“帽子是他们的,脑袋是自己的”,台下爆出一阵粗犷笑声。120师很快成了阎锡山眼中钉,平型关、神头岭、天镇,哪一次伏击不干脆?有人统计过,两年里120师大小战斗两百余次,平均每三天就有一次交手,伤亡却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。贺龙的“快打快撤、分兵断路”战术给华北日军留下了深刻记忆。
解放战争阶段,曾三次考虑让贺龙带兵东进。不过,当1949年秋全国战事已定,新中国机构框架浮出水面时,贺龙却被调往西南。重庆、成都、昆明相继和平解放,西南军区安稳下来,他这才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操场:篮球架竖起来,田径跑道画好线,连阅兵时都能看到战士们排成标准起跑姿势。有人说贺元帅骨子里就有一股“爱折腾”的劲儿,其实他心里清楚,打江山靠体力,守江山同样离不开体力。
1952年成立的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,需要一个能强势推进又不怕担责的人选。接到基层联名信后,第一时间与商量。主席圈点时写的只是三个字:“贺龙可。”对于一位戎马半生、身负赫赫战功的元帅来说,这个调令听上去像“降级”。然而,贺龙接到电话不到半小时,就给北京回了电稿:服从安排。
有人疑惑,为何不用这位“活地图”去掌管一支大军?答案并不神秘。其一,新中国初期的人民进入正规化建设阶段,需要系统化条令、院校、装备,单靠个人指挥艺术已不足以覆盖庞杂事务;其二,国家形象亟待树立,体育恰是最直观的舞台,但旧中国的底子几近于零。对这一难题,需要一位天然具备凝聚力、敢拍板、又不怕花钱的人出面,而贺龙符合所有条件。
他到体委的第一把火是“重编制”。过去运动员大多是业余性质,今天训练明天回厂。贺龙拍板:运动员就是国家干部,档案单列、工资照发。中央有人担心经费,贺龙抬手只回一句:“打仗都舍得投弹药,难道冠军就舍不得投粮食?”这句话被不少基层干部当成口头禅。
第二把火是“抓教练”。1954年他顶住压力,从东欧请来排球、举重、体操专家;1964年再从日本请吉田沙保里父亲那一代的排球名帅大松博文担任顾问。对外请人,当时是件冒风险的事,但贺龙坚持“有技术就学,别管出身”。
第三把火是“立规矩”。训练场严禁陪练敷衍,器材损坏立刻报修;凡敢弄虚作假,一律撤人。一次田径测验,有运动员成绩造假被抓包,贺龙当场把名册撕掉,丢在地上冷声道:“金牌要真金,沙里淘的那种。”
女排的腾飞正是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。1979年,国家队在亚锦赛未进前三,体委高层议论纷纷。贺龙虽然已是古稀之年,仍亲自给主教练开小会:“别给我说困难,十年之内拿世界第一。”1981年11月,东京体育馆升起五星红旗,女排姑娘们摘下世界杯金牌。场边有人回忆,贺龙拿着望远镜,老泪纵横却一句话没说。
回头看,军事天才扎进体育圈,并非降维,而是当时中国现实的必然。新政权需要在国际舞台上亮相,军人出身的贺龙带着冲锋精神闯进了没有硝烟的赛场。至于肩章,褪色的是外在,留下的却是那股推土机般的执行力。
1979年6月,中央批准为贺龙昭雪。文件中提到,他“在体育事业上建树卓著”,这短短十个字,将一位元帅的另一种战场写进了史册。今天翻读档案,不难发现:从山城里端着机枪的青年,到国家体育部里敲桌子的老人,他把“听党指挥”四个字用两种方式做了注解—枪杆与奖杯,皆为忠诚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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